原标题:82岁成“国民女神”,“学鱼”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

张弥曼。 中国新闻周刊 董洁旭 图张弥曼。 中国新闻周刊 董洁旭 图

从巴黎领奖回来后的第3天,张弥曼准时出现在位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她谢绝了几乎所有媒体采访和活动的邀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3月22日,张弥曼接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仪式上,她身着一袭中式长裙款款上台,全程脱稿,用流利的英语致辞,其间法语、汉语、俄语和瑞典语转换自如,优雅的气质和幽默的语言令中国的网友们备感“惊艳”。大家热情地称她为“网红女科学家”“中国科研玫瑰”“真正的国民女神”。

身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古脊椎动物领域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荣誉、声望对这位世界知名的古生物学家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这一次,突如其来的“走红”还是让她有些不习惯。

“真的是大吃一惊。”她讲起话来轻言细语、慢条斯理,“我真的没做什么,没什么特别的。”

但同行们都知道,“张先生在国际上远比在国内有名得多。”她一生致力于古鱼类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给她的颁奖词中如此评价:“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推动了人类对生物进化史的认知进入新的阶段。”

而对张弥曼本人而言,相比获奖、当“网红”,眼下最重要的事依然是做科研。和化石打了一辈子交道,进入“80后”的年纪,对她来说,“退休”依然是个不存在的概念:每天早晨8点半出门,9点到办公室,继而开始一天的工作。每逢节假日都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大家都放假去了,她就可以更安静、更不被打扰地摆弄那些化石了。

“我们把剩下的鱼用来做鱼汤,那鱼汤可好喝了”

“我对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始于大概60年前。”在颁奖仪式上,张弥曼回顾起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在当时,我的事业发展道路并不由我做主,都是被安排好了的,就像古代的‘包办婚姻’一样。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先结婚,后恋爱’。”听到这话,在座的老外们都笑了。

张弥曼1936年生于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成为一名在神经生理学领域颇有建树的教授。受到父亲的影响,张弥曼从小对生物、自然科学充满了兴趣,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大力发展工业的过程中急需地质人才。高中毕业时,张弥曼受到“地质报国”的感召,不顾家人反对,决定报考北京地质学院。1955年, 刚刚学习了一年地质的她,又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古生物专业学习。

“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古生物学是做什么的。”为了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需要,同批的十几位同学各自被指定了不同的专业方向,有人学植物,有人学动物……在动物学家伍献文的建议下,张弥曼走上了“学鱼”的道路。

如今回想起来,那是一段闪着光的日子:为了做学期论文,年轻的张弥曼到莫斯科郊外的生物实验站实习,在河岸边采集石化程度尚低的鱼化石。繁星点点的夜空下,用小船把横跨莫斯科河的鱼网撒下去,凌晨五六点再去收网。各种各样的鱼撞在网上,被采集下来和化石进行对比,以探究古鱼类同现代鱼类之间的关系。

“除了留一些鱼用来对比,我们把剩下的鱼用来做鱼汤,那鱼汤可好喝了。”82岁的张弥曼露出一丝纯真顽皮的微笑。

1960年,留苏归来的张弥曼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她接手的第一项研究,是来自浙江的鱼化石。如果说之前是要努力学好“组织交予的任务”,直到这时,她才开始真正对这些古生物产生了“恋爱”的感觉:“那些鱼化石拿来一看,就和现在的鱼差不多,但仔细一看,又都不一样,它们究竟和哪一类的鱼有关系?谁也不知道。”为此,她到处请教专家,自己一点点琢磨,解谜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有趣,“这个兴趣是逐渐、逐渐来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研究古生物,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荒漠戈壁、崇山峻岭之间,研究者们风餐露宿的身影。这也正是那时候张弥曼工作的常态。为了寻找化石,她一年里有3个月时间都是跟着地质勘察队一起“出野外”。作为队里唯一的女性,她和所有人一样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翻山越岭,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为了方便,她从来不留长头发,到了某些地方,当地老乡都没认出她是女人。

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白天赶路只能靠走,晚上借宿在村里或是在荒郊野外打地铺。整日在泥地里挖,蚊子、跳蚤、臭虫、老鼠什么都有,闹得人“白天黑夜都没有安稳的”。但这也成为了张弥曼如今最怀念的日子:她常常在夜里被虫子闹得睡不着觉,但白天还是精神头十足。“大家都是年轻人,在一起特别开心,都能扛下来,也不觉得辛苦。”

“虽然引起老师不高兴,但自己还是很高兴的”

在张弥曼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幅漫画:蓝天白云之下,海风徐徐,穿着淡紫色花旗袍、卡通版的她,正在沙滩上漫步,手里牵着一条长着四条腿的怪鱼。她对鱼说:“杨,我要带你去20世纪!”

这幅画是2011年时,一位学生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画中的那条四足鱼,正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杨氏鱼”。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陆地脊椎动物(即陆生四足动物)都是由水中的脊椎动物——鱼类,逐步进化而来的。然而,四足动物的祖先究竟是哪种鱼类,它们又是如何从在水中用腮呼吸,进化到适应陆地环境用肺呼吸,一直是学界悬而未决的谜题。

自20世纪30年代起,瑞典古生物学家雅尔维克通过“连续磨片法”对总鳍鱼类化石进行研究后提出,总鳍鱼类中的真掌鳍鱼类与四足动物一样,拥有一对与外鼻孔相通的内鼻孔,能使空气进入肺部。这一发现,意味着总鳍鱼类很可能正是四足动物的祖先。在此后的数年里,古鱼类学家们在此基础上不断推演,形成了一套日趋完善的理论,被视为主流的权威观点。

1980年,张弥曼赴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访学,带去了她和研究生于小波在云南曲靖发现的“杨氏鱼”化石。在雅尔维克手下,她开始用“连续磨片法”对这种来自中国的早期总鳍鱼类化石进行研究。

在那个科技手段还不发达的年代,“连续磨片法”能帮助研究者精确地掌握化石内部的结构,但也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努力:把化石封在石膏模型中,每磨去1/20毫米,画一张切面图,再磨、再画。所有工作都由手工完成,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整块化石磨完为止。雅尔维克曾主持过两个总鳍鱼类化石磨片的研究,一个花了5年的时间,另一个已经陆续做了二十多年还未完成。

在瑞典的那些日子里,张弥曼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多时候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用了不到两年就完成了“杨氏鱼”化石的绘制工作。总共只有2.8厘米长的化石,她足足画了540多幅图。

这套精美的图纸为总鳍鱼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一个更大的惊喜还在等着她:在磨片制图的过程中,张弥曼发现,杨氏鱼只有一对外鼻孔,并没有内鼻孔!

“开始还不相信,怎么会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但后来我一边看书,一边磨标本,反复看,确实就是不一样,这时候是很兴奋的。”张弥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引起老师不高兴,但自己还是很高兴的。”

是不是只有中国的总鳍鱼没有内鼻孔?带着这样的疑问,张弥曼又研究了英、法、德等国所藏的同类化石,发现它们的构造均与“杨氏鱼”相似。进一步比对后她发现,老师雅尔维克所研究的化石中,鼻孔所在的位置保存并不完整,因此,他所画的图有一定自己“复原”的成分,并不足以证明总鳍鱼确实存在内鼻孔。

1982年,张弥曼正式发表了这项成果,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答辩,获得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当时,她的发现直接动摇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传统观点,在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

后来,有关脊椎动物登陆过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得以不断推进——90年代初,张弥曼与她的学生朱敏又在云南曲靖发现了距今3.9亿年前的“肯氏鱼”化石;2004年,朱敏与瑞典合作者阿尔伯格教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对“肯氏鱼”后续研究的成果:他们认为,后来出土的大量化石证实,“肯氏鱼”正处于从外鼻孔向内鼻孔过渡的阶段,其头部构造说明,在肉鳍鱼类的进化中,存在一个上颌骨和前上颌骨裂开然后重新相接的过程,内鼻孔是由外鼻孔“漂移”形成的。对此,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让维尔博士在当期杂志上发表评述文章说:“这是一个已经争论了上百年的问题,新的资料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不起,能不能再说一遍?”

如今回想起来,张弥曼觉得在瑞典攻读学位的过程对她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学会了怎样发现问题,怎样进行科学的思考”。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切完全可能来得更早一些——早在60年代被派往瑞典学习期间,她就已经在着手云南早泥盆纪肉鳍鱼类的研究。然而很快“文革”就开始了,她提前被召回国,再回去已经是14年后,她已经44岁了。

惋惜于错过的时光,张弥曼工作起来总是格外拼命。1983年,她出任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作为该所历史上唯一的女所长,她完全没有让事务性的工作耽误自己的科研:在两届任期内,她的学术成果甚至比之前更多了。

80年代初,中国刚刚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生物学界,西方的新技术、新课题、各种分支和交叉学科大量涌现,一时让国内很多学者备感迷茫。在这样的背景下,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张弥曼与于小波等人一起,开始收集、挑选国外优质的论文、资料,希望将西方自6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先进学术思想引入国内。经过几年的翻译、编写,《分支系统学译文集》诞生了。

90年代初,周明镇、张弥曼等人又主持编译了《分支系统学译文集》的姊妹篇《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译文集》。“这在现在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这两本书的影响非常大。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的学术思想很快地被运用到国内的科研工作中,我们这一代人得以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补过来了。”张弥曼的学生、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说。

朱敏也参与了第二部译文集的编译工作,回想起当年和老师一起编译书稿的场景,他很有感触,“他们有几位已经是院士了,还在做那么具体的工作,而且学风非常严谨。哪怕只是一个单词、一个术语,几位老先生都会翻来覆去地推敲半天。”

在现任所长周忠和看来,张弥曼一直是个“学术型的领导”:“外国专家到所里做讲座,一般人如果有一两句听不懂的,可能含混一下就过去了,但她一定会追着问:‘对不起,能不能再说一遍?’她也不着急,也不会因为已经是大教授了,问这些问题而不好意思。”

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自己,张弥曼都十分严格,但她并不古板,总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后辈。在采访中,周忠和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自己年轻时转专业方向的经历——因为发现了两块重要的鸟类化石,原本研究鱼类的他提出想转去研究自己更感兴趣的鸟类,这在当时是很不合规矩的事,但张弥曼站出来支持了他。不仅如此,后来张弥曼还主动帮他联系到了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为他出国深造写推荐信。

2015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周忠和受邀参加母校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典礼,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张弥曼:“我们研究所的张弥曼院士教导我要多帮助别人,她的话让我铭记在心。事实上,她和研究所的其他老先生们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就一直给予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慢慢更加深刻体会到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你自己’的道理,并且从中受益匪浅。”

如今,朱敏也早已是知名的古生物学家。当年张弥曼和几位前辈的言传身教,至今影响着他。今年年初,他应邀为即将出版的《人类简史》中文版撰写序言。当他发现书稿中存在一些专业术语的翻译错误时,索性利用春节假期的时间,自己在家把书稿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这可能就是师门传下来的: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很严谨地做好。”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张弥曼给身边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她率直的个性和正直的为人。得益于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她非常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早年所里刚开始与外国学者合作时,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一项研究所用到的化石是由中方学者提供的,那么无论中国人有没有参与具体的研究工作,论文发表时都要被列为主要作者。但张弥曼叫停了这一“传统”——这样的做法赢得了国际古生物界的尊重,更为日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先生仗义执言,得罪人的事是不少的……说她很有个性都是比较mild(温和)的表述了。”供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苗德岁是张弥曼多年的合作者,两人曾一起合作发表过近20篇学术论文。在他眼中,张弥曼无论是身处领导岗位,还是作为普通的科研人员,从来都是“坚持原则,不讲情面”;面对科技界存在的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则“深恶痛绝、直言鞭挞”。“至于对我们跟她关系比较近的人,她说话更不客气,以至于她的一个学生曾说过:张老师虽然不怎么批评我们,但有时她不经意的几句话,也会让你感到‘受不了’。”苗德岁说。

“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

3月22日,法国巴黎,中国科学家张弥曼获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后致辞。视觉中国 图3月22日,法国巴黎,中国科学家张弥曼获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后致辞。视觉中国 图

接受采访的这天中午,张弥曼的午餐是前一天所里开会统一发的盒饭——昨天她吃了一半,剩下的正好可以再吃一顿。

进入人生的第82个年头,她依然对化石投入着最多的精力,之外的事情都不大介意。每周除了和远在美国的女儿视频、看望生病的妹妹,其余时间她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里。小时工每周到家里做两次饭,每次做好她就可以连着吃上两三天;而办公室的地上,干脆放着大包的即食燕麦片。

张弥曼的生活并不缺乏情趣。她喜欢唱歌,前些年就加入了中科院的“院士合唱团”。不过,后来因为心脏问题,“上不来气,已经一年多没有去过了。”她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也想去跳广场舞,“可惜错过了学习的年龄,现在跳不动了。”

现在,看书成为了她工作之外为数不多的休息方式。她看《狼图腾》,读史铁生与周国平,也读英文版的《达·芬奇密码》、彼得·海斯勒的《江城》。“有些单词现在都记不住了,就跳过去,跳不过去的就用手机查一查。”

从2016年被授予“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到这次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这几年张弥曼变得越来越忙。研究工作之外,开会、审稿、写推荐信、见老朋友……各种杂务纷纷找过来,她一样一样地慢慢做,“但其实心里很着急”。“如果现在每天能工作六七个小时,我就特别高兴了。”她感叹道。

近年来,尽管工作速度已经比年轻时慢了许多,但她严谨认真的作风却没有丝毫改变。在苗德岁的眼中,张先生总是“极度谦虚平等”,即便是修标本、拍照片、画图这类辅助性工作,也都亲自动手。他还记得,前些年两人在合作撰写有关伍氏献文鱼的论文时,为了取得更确切的实验数据,七十多岁的张弥曼不顾自己年迈多病,几次奔赴上海,利用兄弟单位的实验设备反复检测,直到取得准确满意的结果方才定稿。2008年,这篇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伍氏献文鱼这种骨骼异常粗大的鱼类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干旱化进程。

“她是胡适先生那句名言的忠实践行者:在科学研究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苗德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眼下,张弥曼在做的是有关中生代鲤科鱼类咽喉齿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给年轻人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她将自己一直在做的、“学术含金量”更高的泥盆纪鱼类研究“让”给了学生朱敏,自己则转而投入了中生代鱼类的研究中。

以常人的视角来看,这似乎是个很不明智的选择:在生命演化领域的研究中,越往“生命树”基部走,越富有挑战性,但也越有可能产生重量级的发现。与泥盆纪鱼类不同,中生代鱼类所处的时期并不涉及生命演化过程中关键事件的发生节点,因而并不那么容易出成果。

张弥曼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她还是一点点地做着:这些年,她把自己的一些“一看就知道能出成果的好化石”送给了有能力的年轻人,自己则捡起了现在手上这些没人愿意碰的“硬骨头”。在她看来,这些化石可能不像有的化石那样能够登上很好的期刊,但如果做的时间长了,积累了足够多的材料,或许十几年、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后来的研究者们就能从中看出些眉目。“也许我看不到这件事能做出什么好的结果了,但前面总要有人来做这些积累的工作。”她说。

和化石打了一辈子交道,张弥曼常常以“运气好”自谦。每每谈起自己“为平衡家庭和事业做出的牺牲”,她总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孩子生下来送到老人家,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

前几天,一位搞物理学的老朋友发来短信祝贺她获奖,她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

朱敏懂得老师的紧迫感和幸福感。“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生命演化的人来说,人的生命对于整个动物演化进程而言,不过是很短很短的一瞬间。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古生物学不会像应用科学那样立竿见影地起到作用,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帮助人们了解地球的历史,对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作一点贡献。”

张弥曼享受这样的纯粹和辽阔。很多时候,她不喜欢讲自己的成绩,只有在谈起自己做的研究时,才滔滔不绝,眼睛闪闪发亮。那是一种简单的、具体的快乐:“每做一点点,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提示,然后可能就会往前走一点点……就有点儿像当年他们(英国科学家沃森和美国科学家克里克)发现 DNA双螺旋结构,可能很多人觉得他们那个比较高级,但我觉得,我们这个也特别好。”

张弥曼很喜欢苏轼的一句诗:“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有年轻人问她,该怎样消解日复一日平凡工作、生活所带来的倦怠感?

“我真的不知道,”张弥曼迟疑了片刻,眼神里闪现出一位老人最真切的关怀和一丝真诚的困惑,“我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真的没有时间倦怠。”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环球网报道 记者 张骜]据美联社4月14日消息,俄罗斯军队称,在美国和其盟友发射的103枚巡航导弹中,叙利亚空防部队击落71枚。

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14日报道称,叙总参谋部发布消息称,英美法飞机4月14日凌晨对叙目标发射约110枚导弹攻击,有3人受伤。

据总参谋部声明称:“美英法当地时间约3时55分发起了三国的侵略,对大马士革和城外目标发射了约110枚导弹。”

据该消息称:“叙防空系统高效地击落了大部分导弹,一些导弹落向一座教育中心和科学实验室所在的建筑。仅造成物质上的损失。”

据其称,瞄准霍姆斯附近一军事基地的导弹轨迹被成功改变。据该声明称:“其中一枚爆炸,造成了3名平民受伤。”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4月14日莫斯科时间3时42分至5时10分 (北京时间8时42分至10时10分),美军的飞机和舰艇会同英法空军对叙利亚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的目标发起导弹攻击。俄国防部称,发射了100多枚巡航导弹和“空-地”导弹,大部分导弹在接近目标时被叙防空武器击落。

原标题:不受对叙袭击影响 法国总统马克龙赴俄之旅计划未变

[环球网报道 记者 朱梦颖]4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对叙利亚进行精确打击。英国和法国加入,共同对叙利亚展开目前为止最大的军事行动。尽管如此,法国总统马克龙五月底赴俄参加国际经济论坛计划仍未改变。

德国《图片报》4月14日消息称,法国外交部长14在参加BFMTV电视台节目时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五月底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国际经济论坛。

报道还提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赴俄参加于5月24日至25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

原标题:贵州水矿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祺接受审查调查

贵州省水矿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王祺

王祺简历

王祺,男,汉族,1966年5月出生,籍贯北京,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8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3.09西安矿业学院采矿系采矿工程专业学习

1987.07贵州省六枝矿务局化处煤矿采掘队主管技术员、队长

1994.08贵州省六枝矿务局大用多经处副处长

1996.07贵州省六枝矿务局大用多经处处长、党总支委员

1997.10贵州省六枝矿务局六枝矿矿长、党委委员

2000.01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塘项目部经理

2001.02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处煤炭公司经理(2004.09——2004.11在北京大学贵州省经济管理高级研修班学习)

2004.10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比德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2005.03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比德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5.10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比德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08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7.06贵州省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

2011.12贵州省毕节市委常委、副市长

2013.03贵州水矿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贵州水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2017.11不再担任贵州水矿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董事,党委书记、委员和贵州水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原标题:为啥北京通州要建新城,雄安要建新区?背后深意是……

中国的城镇化为什么会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作为全世界城镇化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城镇化与世界各国相比,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推进城镇化,我们有哪些底线不能触碰?

4月12日,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邀请重量级嘉宾——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为我们解读《城镇化,我们如何规避误区?》。

从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发展进程来看,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建设也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然而,城镇化并非只有积极的一面。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城市群布局不合理、千城一面等问题都是城镇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

那么在推进健康城镇化的过程中,怎样梳理出几条最紧要的底线来把握它?仇保兴认为应该有两个选择标准:

第一个选择标准:这一个底线性错误如果被触犯以后,会不会造成后人难以纠正的缺点?如果这个缺点是后人难以纠正的,那么我们最好不要触动它;

第二个选择标准:一种错误是不是会引发第二种错误,造成连锁反应?如果会造成连锁反应,像滚雪球一样把错误放大,我们也最好不要去触碰它;

根据这两个标准,他归纳出在推进城镇化的道路上要坚守五条底线。

健康城镇化的五条底线:

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须协调发展

二、城市和农村须协调互补发展

三、要保持城市的紧凑发展

四、防止空城大规模出现

五、保护好自然和文化遗产

第一条底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须协调发展

我国有两个城市群的典范,一个是长三角,一个是京津冀 。长三角的城市群除了一个特别大的城市上海,还有杭州、无锡、南京等五、六个经济规模超万亿的二级城市,这些二级城市跟上海之间形成了竞争、合作、对流的关系。

但是京津冀就不一样了,只有北京、天津两个超大规模的城市,二级城市发育不足,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极端不均衡。无论是石家庄、唐山、保定,根本没有能力跟北京、天津抗衡,人才全部单向流到北京、天津,造成河北的产业结构没法提升,出现了高端产业断崖式下降。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仇保兴:“为什么党中央要提出来,通州要建新城,雄安要建新区,就是说市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用规划的办法,来造几个像模像样的二级城市出来,来使这一个城市的断带能够弥补上”。

那么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那么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仇保兴:“我们超大规模城市需要提高综合素质,像北京,要跟伦敦、纽约、东京PK。中等规模城市、二级城市应该发展自己的经济,做好核心竞争力,这样才可以在国内市场上能够独树一帜。而小城镇就需要单一的、专业的在某个方面创造特色出来, 三类城市都要在城市群中间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样一来,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这个命题就可以解决”。

第二条底线:城市和农村须协调互补发展

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第31届夏季奥运会,与奥运赛事一起引人关注的还有里约市内的贫民窟。城市里的贫民窟,这是拉美和非洲等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贫民窟的存在不仅降低了人口生活质量,也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中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这一现象?

从世界范围来说,城市跟农村有几种不同的关系:第一种是城市和农村相互封闭、隔离式的发展,但是这种城乡分隔的体制在实践中间没有成功的例子。第二种有误区的模式就是城市独大。像非洲,大城市里有7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难以想象的铁皮屋里。第三种模式就是美国模式,这种模式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被浪费。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仇保兴:“只有第四种模式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就是欧盟的城乡差别化的协调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最典型就像法国、德国、荷兰,城市和农村是一种互补协调,城市可能是日新月异的,但是农村却是一个恒久的、融合于自然的、为城市提供支撑的这么一个巨大的自然和经济的复合体”。

浙江在城镇化过程中推行的美丽乡村计划就是城乡融合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对村庄的逆向整治,发展农家乐,使得当地农民的收入每年递增,成为全国最富的农民。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仇保兴:“这样一来,就发现通过乡村的旅游,可以把城乡对接起来,融合起来。 这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智慧,这条路走对了”。

第三条底线:要保持城市的紧凑发展

据悉,美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间,出现了大范围的城市蔓延。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城市是一个平方公里建成区6000多人口,现在变成了1000多人口。

城市不断地大饼摊得很薄,这样就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就是大量的耕地被消灭,大量的生态环境被破坏,更重要的大量的私人轿车通行无阻,所以一个美国人消耗的交通能源,居然是三倍到五倍于一个欧盟人。

而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像美国这样的郊区化现象,原因是什么呢?

而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像美国这样的郊区化现象,原因是什么呢?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仇保兴:“ 中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土地制度,这个土地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就是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在国有土地上建的房子才有70年的完整产权。这就是一个中国土地制度留下来的拦水坝,这个拦水坝就起到了防止城市扩散的最有效的作用”。

第四条底线:防止空城大规模出现

从世界范围来看,空城、鬼城有两种情况会出现:一种是产业枯竭、产业转型后的城市出现空城、鬼城的现象。最著名的就是底特律事件。底特律原来是一个汽车城,高峰的时候几百万人就业,后来汽车市场转型了,它就衰退了,并于2013年正式宣告破产。

在中国,则有另一种现象。我国北方有一个著名城市, 它的人口只有43万,但是建的城市可以住143万;而另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城市,它的人口还在减少,却还要建一个30万人的新城。

仇保兴认为,我国出现这种空城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土地财政“寅吃卯粮”,另一方面是源于政绩的冲动,第三个原因则是对城镇化进程的错误判断。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仇保兴:“如果我们造了空城、鬼城,那是遗臭万年,不是流芳百世”。

那么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未来会是什么趋势?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仇保兴:“我们是一个典型的旧大陆国家, 我们城镇化率到了65%到70%之间就封顶了,不是转折,转折现在就开始了”。

那么如何防止空城、鬼城的出现呢?仇保兴认为,应该回到本源,把土地财政关到笼子里,叫做土地基金。土地基金的用途只有三类,一类是生态环境的保护,第二类重大的、跨区域的基础设施,第三类重大的民生工程。除此之外,还应从源头上来制止新区、开发区的建设规模,对于破坏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人要终身追究责任。

第五条底线:保护好自然和文化遗产

很多年前,安徽省黄山市的名字叫徽州。1990年,黄山风景区变成自然遗产后,就有人提议将城市的名字改成黄山市。然而改名并没有带动黄山市的旅游,在专家的建议下,当地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造后把城市打造成了新徽派建筑群,一下子吸引了全世界的人到黄山市来旅游。

从这个事例上仇保兴认为,“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对我们都是无价之宝,都是源源不断增值的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一部分应该是原原本本地,完整地传递到下一代去,这是我们城镇化的一个宗旨”。

最后,仇保兴在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中提出: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是政府这个手和市场这个手和谐动作、理性动作的结果,缺一不可。如果城镇化是火车头,城乡规划就是轨道,到了生态文明的阶段,我们更主张用后工业文明,产业的转型,科技的革命来推动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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